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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們請為孩子的叛逆喝采 只知道「服從」的小孩永遠長不大

文章來源: 天下雜誌
我時常告訴擔憂的父母親,要為他們青春期開始反叛的孩子喝采,不需要把叛逆當成一個問題,因為從「服從」到「不服從」,就是一個「長大」必經的過程。只知道如何服從,卻不知道如何對立的人,是永遠長不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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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10-29

對我來說,我跟世界「對立」的方法,是跨過國界到不熟悉的地方旅行、工作、生活—無論那個地方是埃及炎熱的沙漠,還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。
雖然我們選擇「對立」的方式不同,但「對立」無疑都成了幫助我們成長的重要燃料。

我時常告訴擔憂的父母親,要為他們青春期開始反叛的孩子喝采,不需要把叛逆當成一個問題,因為從「服從」到「不服從」,就是一個「長大」必經的過程。只知道如何服從,卻不知道如何對立的人,是永遠長不大的。

我還記得,2020年甫從Google台灣區董事總經理任職十五年退休的簡立峰,在對談中問我「世界公民」應該有什麼特質時,我不假思索地說:「我覺得成為一個勇敢跟仁慈的人,就是世界公民。」

我說的「勇敢」,就是對立。我希望自己無論在哪一個群體裡都是勇敢的,不光是用想的,而是可以勇敢表達、勇敢做自己。

而「仁慈」則是當大多數人想到的,當利益聚到自己面前時,我可不可以提醒自己從仁慈的角度來思考世界,像是有機農業、自然農法,就是一種仁慈。



這可能跟我自己喜歡「樸門」(permaculture)的農業理念有關。「permaculture」是從「permanent agriculture」(永續農業)的概念而來,有三個重要的原則:earth care(照顧地球)、people care(照顧人),以及fare share(公平分享)。這意味著做任何事不能只想到人,也不能只想到人在食物鏈中的關係,還要考慮人跟草食動物、肉食動物,作物跟雜草間,有沒有分享空間?我要提醒自己,帶著共好、公平、不自私的想法。

而「仁慈」不可能脫離「勇敢」。

世界上沒有不需要對立的仁慈。
很多人會說,等我有錢再變成慈善的人,但這些人多半到最後都沒有實踐,不管他有沒有錢。

「那你的勇氣是怎麼來的?是從小就有?還是出了門旅行後才有?」簡立峰問我。

我的答案是:「因為我一直以來都不是第一名。」

我的心裡立刻又回到了小學畢業的時候,畢業時因為「區長獎」領到的那本綠皮袖珍學生英漢字典。

我的媽媽從小就很會潑我冷水,長大了以後,我卻因此很感謝她讓我必須面對真相。從小我很害羞,如果要出門,我會一直覺得「不行,我穿這件衣服別人會笑我……」這時我媽媽就會潑我冷水說:「哼!別臭美了,根本沒有人看你,沒有人在想你怎麼樣。」

一開始,會覺得很失望,原來沒有人看我。我看到別人的爸爸媽媽,動不動就稱呼自己的孩子是小帥哥、小美女,他們一定真的以為自己很帥、很美吧?但「沒人在看你」這個想法後來幫助我,不需要在乎別人怎麼看,因為真相是別人根本在忙著關心自己。

後來當我到世界各地行走時,發現並沒有人看我。直到現在穿著舒適的運動服,走在路上、搭公車捷運、騎公共自行車,也從來沒有覺得人家在看我。沒有人對我有什麼期待,只有我對自己有期待,而且是很高的期待。

那種期待,不是想要變成第一名的期待,而是期待自己勇敢、期待自己仁慈,就像一個真誠的有機農夫一樣。

「那你的仁慈,又是從何處而來?」簡立峰又接著問我。

「我覺得是旅行。」我說。「第一次背包旅行是高中時,因為沒什麼錢,所以去最便宜的地方──印尼,我發現每天不管我到哪裡,看到的第一個景象,就是一群乞丐。

這讓我開始思考,這麼簡單的問題,卻沒有答案,從小到大沒有人教我,遇到乞丐該怎麼辦?後來,我花了十年才找到答案,但也絕不是標準答案,而到NGO(非政府組織)工作,也是我出社會以後,唯一想做的正事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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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前,我因為在國際NGO組織工作,派駐緬甸的時候,有一回我跟另外兩位來自不同國家的NGO同事在仰光街頭吃飯。這頓飯從頭到尾,一直有人來跟我們要錢,澳洲同事是我們之中錢賺最多的,他誰都沒有給。問他為什麼,他說:「你們有沒有發現,他們都沒有去別桌要錢,只來我們這桌,因為這桌有我這個西方面孔的人,這是一種種族歧視。如果遇到種族歧視,還要給對方錢,這不是一種變相的鼓勵嗎?」


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。

我也說了我的原因:我之所以不給,是因為我不相信這種沒有制度的給予,對於窮人的生活能夠有效地改善。實際上可能會有反效果,因為只要能要到足夠生存的錢,他們就會繼續流落在街頭乞討,不會有本質上的改變,我只是在延長他們的痛苦而已。要改變,就要從制度面來改變。

我們之中的第三位,是一位在地的緬甸女生,是我們當中收入最少的,但遇到每個乞丐她都給錢。她說因為自己是緬甸人,所以更能理解緬甸人已經沒有錢了,唯一剩下的只有自尊,如果他連自尊都不要,出來跟陌生人要錢卻要不到,那豈不是二次傷害?

因為我們三個人都勇敢,才能誠實地站在彼此的「對立」面;但是也因為「仁慈」,才能看到彼此的答案,雖然不一樣,但都有可能是對的。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,也都認同對方,這就是「世界公民」之間的關係,是寬容、彼此相互理解。每個人都有答案,卻是一個不需要標準答案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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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立必須花時間慢慢面對


挑起對立很容易,但是要結束對立,就像結束一場戰爭,在NGO和平領域工作的人都知道,那是非常漫長的過程。只是有時候,我們忘記了在決定對立的同時,也要願意花時間,慢慢面對。

引介我認識高老師的,是德國來的同事克里斯多夫,他就是一個在聯合國維和部隊工作的專業和平工作者,之前剛剛結束在南蘇丹的任務。茶席間,克里斯多夫對高老師提起他的一個遺憾,原本有一位他們都共同認識的茶葉界朋友,因為一些事情,兩個人都為了對自己誠實,形成了對立,現在兩個人斷了聯繫,克里斯多夫希望透過高老師居中化解一下。然而高老師只是慢慢喝了一口茶,沉吟了好半晌,然後說:「我現在常跟別人分享的一句話,就是凡事都有一個過程,那個過程是漫長而完整的,時間會證明一切。」

克里斯多夫一開始先是露出失望的表情,然後靜靜喝下一杯茶後,才緩緩地點了點頭,痛苦地接受了。身為一個和平工作者,他知道對立的價值,但是也知道對立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
克里斯多夫就像很多NGO工作者一樣,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者,但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,「人道主義」(humanism)這個概念本身,就是一種對立態度。

人道主義者認為,人類對其他人的關心、對思考的理性或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,明顯到可以在人類與其他存在的事物(如動物世界)之間劃出一道分界線,然而這個態度並不能得到普世的認同。甚至可以說,人道主義就是我們對於人類至高的期待,就像之前說的第三個野蠻生長原則,因為高期待,才有高價值。

所以對人有高期待的人道主義者,注定是痛苦的。

反觀在古希臘赫拉克利特(Heraclitus)和蘇格拉底的時代,思考的態度比較講求「接受」而不是「對立」。比如只接受一元論,不接受任何形式二元論的「斯多葛學派」(Stoics),對他們來說,能夠接受世界,本身就是一種能力。就像經歷夠多的人情世故之後,對於「一樣米養百種人」的道理,就會全然接受,不再有憤怒。

「這是做人的原則問題!」聽起來有道理,其實說穿了就是不夠了解人情世故。要在世界上立足,不是靠著「人」與「原則」之間的衝突或對抗就能做到的。

斯多葛學派的支持者認為透過對現實的了解,或是對現實的憂慮,可以用來作為決定自己行動的標準,因此接受世界本身就是一種能力。它的做法是「考慮現實」,而不是「對抗現實」。

在美國實用主義的科學觀裡,也可以找到類似論點。在科學的研究方法裡,往往強調的是團隊的合作與分工,依據特定的共識,讓相異的人事物互補而達到「相得益彰」的效果,有種彼此相互理解、妥協的味道。

但是受到黑格爾啟發的思想家馬克思,本質裡就有著容易掀起論戰的傾向,充斥著矛盾,而且帶來對立。馬克思把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與自我意識,以及跟這個世界對質的能力,三者結合在一起。人與人間周旋在這個容易掀起論戰的傾向中,跟這個世界在辯證中獲得成就感,找到意義與價值。人就像麵團,衝突就像擀麵棍,人一直被衝突揉捏著。正像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說的,「接受這個世界」與「接受衝突」正是哲學上看起來相互牴觸但是極為重要的兩種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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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學領域裡的懷疑論者和一些其他人,證明人類這種特有的「容易帶來對立」的力量,其實也是人類挫敗的主因。這項人性弱點,也有哲學家將其當作人類偉大特點的證據,比如羅馬帝國的神學家奧古斯丁,提醒我們如果沒有醜哪來的美?沒有陰暗哪來的光明?法國哲學家帕斯卡,也總喜歡從兩極觀念的對立入手,去尋找平衡。

選擇當一個人道主義者,選擇在NGO領域工作,選擇當一個自然農法的茶農,選擇跟我們所愛的人保持距離,就是選擇不接受這個世界,選擇誠實,選擇對立,選擇接受衝突。如果這就是野蠻生長必須付出的代價,我願意接受。

 

本文摘自大田出版《野蠻生長:學會放任自己,擺脫被困住的人生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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